知網 門戶 軍事 查看內容

昝濤︱土耳其革命史三題:國際法、領袖與帝國

来源:wikitw.club  2018-1-13 11:30

   

前言

今天,在區域國際研究意義上,了解和研究土耳其,尤其是它的歷史,既有學術的興趣,也應是中國與世界關係這個時代大命題的一部分昝濤,《發展區域和國別研究,離不開基礎學科建設和頂層設計》,《光明日報》,2017年12月20日)。在更廣泛的意義上,這樣的「時代命題」亦不惟今日獨有,已被多數人忘記的是,了解和研究土耳其,一度近代以降中國知識分子政治精英頗為熱衷的課題(昝濤,《中國和土耳其之間的精神聯繫:歷史與想象》,《新絲路學刊》第一期,社科文出版社,2017年2月)。由此,我們今日所謂的關注就既是傳承,又具新意

格言雲:「過去即外國。」(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其意是說,當下之人看待或研究自己的歷史,就像看同時代的外國一樣,前者是時間的距離,後者是空間的距離。進一步言,若是研究外國的歷史,當是時間和空間意義上存在雙重距離,更不必說語言和文化上的隔膜。此即研讀外國歷史的特殊處。

著名史家湯因比曾睿智地點明:若談論自己以外事物,任何個人集團都難免自我中心主義,此為人類社會之常態,也是成為人的一種「代價」( 阿諾德·湯因比,《一個歷史學家的宗教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1頁)。從中文讀者的角度說,相對而言,土耳其在時空、文化和情感上跟我們的距離是比較遠的。

前述各種距離與隔膜,決定了大部分國人對土耳其的陌生感。基於此,以中文為媒介創作的各類作品,當以此「距離」為心理前提,並儘力拉近之。相應地,若以當下為引子,從現在說起,或許是一個能稍稍縮短那些距離的某種合適方法。當然,如何措置歷史與現實之關係,學者向來聚訟紛紜。此處不贅言。

「洛桑」之約

簽署《洛桑條約之後的土耳其代表

標籤

土耳其

國際法

洛桑條約

領袖

凱末爾

2017年12月7日至8日,當代著名的政治領導人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訪問了其鄰國希臘。這並不是一次平常的外交活動。自1952年以來,亦即六十五年中,這是土耳其國家元首首次訪問希臘。土希兩個國家是鄰居,且同為北約成員,但雙方關係一直緊張;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還有幾次瀕臨戰爭邊緣。土耳其和希臘這兩個國家,既有歷史積怨,又有現實的宗教矛盾、領土糾紛利益衝突。埃爾多安的這次希臘之行,也並不和諧」。其間賓主多次發生言語上的齟齬,且直接或間接涉及歷史問題。毫不奇怪,挑起話題的是埃爾多安,他屢次提及兩國領土糾紛以及希臘的穆斯林少數民族問題。這讓希臘領導人頗為不快。在電視轉播的會談中,埃爾多安和希臘領導人互「懟」,場面尷尬,令外界一度對訪問成果感到悲觀(http://www.jwb.com.cn/gj/201712/t20171210_4824577.html)。

訪問希臘期間,埃爾多安提出「更新」《洛桑條約》:「這個條約中有些懸而未決的問題,有些事情令人費解。並且,這個條約是九十四年前簽署的,簽署國有十一個,不止是希臘和土耳其。所以,應當更新了。」對此,希臘總統帕夫洛普洛斯禮貌而又堅決反對:「條約不可談判,既不需修正,也不需更新。」他強調:「按照法律,可以條件加以詮釋,但不能修正。」

《洛桑條約》(Lozan Barış Antlaşması),距今都快一百年了,就算是在中國,從小到大的世界歷史教科書里都少不了它。土耳其和希臘這兩個國家的領導人,為什麼今天還會為《洛桑條約》爭吵不休以往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土耳其的(革命史範式下的)歷史書寫,通常是要麼高度讚揚凱末爾這樣的偉大政治和軍事領導人,要麼就是強調土耳其革命在反帝、反封建方面重要歷史意義。這些都還OK。《洛桑條約》也會被提到,但主要是被視為革命鬥爭勝利的一個成果:《洛桑條約》取代了喪權辱國的《色佛爾條約》(Sevr Antlaşması),這是一戰後凱末爾領導的土耳其武裝鬥爭戰勝了以希臘為主的協約國勢力后贏得民族權利的結果,這是土耳其民族獨立革命的偉大勝利

標籤

土耳其

國際法

《洛桑條約》

領袖

凱末爾

如此而已。

《洛桑條約》確定的土耳其邊界

如果是這樣,現在的土耳其領導人為什麼還要主動提出修改《洛桑條約》?難道土耳其一直把它視為「不平等條約」?

顯然並非如此,《洛桑條約》當然並不只是我們的世界歷史教科書上提到的那麼簡單,它包含內容非常龐雜,篇幅也很大,很多方面對當代土耳其仍具有規定性。

《洛桑條約》是土耳其共和國建立的基礎。對現代土耳其來說,《洛桑條約》的意義怎麼高估都不為過。以往的革命史敘事主要是從政治的角度強調了軍事上的勝利、偉大領袖的作用等,但不容忽視的是,土耳其共和國的建立不是內戰的結果,而是國際鬥爭的結果,因此,作為現代國際關係規則之表達形式載體的條約,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法治主義全球化」的時代,更須在上述意義上理解《洛桑條約》。《洛桑條約》儘管是在1923年簽署的,但它對簽署國尤其是土耳其至今仍具有重要影響,它不只是基本劃定了土耳其的邊界、承認了土耳其人的民族權利,對土耳其建國具有重要意義,而且規定了簽約國的長久義務。 在當時,這個條約主要規定了五個方面:

(1)邊界和土地權利除了土耳其與鄰國的邊界問題,還規定了土耳其擁有東色雷斯,西色雷斯被划給了希臘,愛琴海上的諸多島嶼在後來大部分給了希臘,這也是今天希臘的海岸線特別靠近土耳其這一側的原因;

(2)廢除了列強在土耳其各項特許權

(3)劃分了奧斯曼帝國債務,讓原有的奧斯曼帝國各國也按比例分擔這些債務,並規定了償還期限

(4)博斯普魯斯海峽實現最大程度的自由通行毗鄰地區實現非軍事化,限制了土耳其的主權直到1936年土耳其才恢復對海峽的完全控制;

(5)與希臘有關的問題,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各自境內少數民族的交換,在執行的過程中,少數民族實際上是按照其宗教信仰來劃分的,自然出現了講希臘語但不懂土耳其語的穆斯林被迫移民土耳其,而講土耳其語完全不懂希臘語的基督徒被迫移民到希臘的情況,當時有一百三十萬人從土耳其遷出,五十萬土耳其人從希臘遷出,僅西色雷斯和伊斯坦布爾的少數民族免於被遷移。(以上內容的總結,參考了悉納·阿克辛,《土耳其的崛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203-207頁。)

標籤

土耳其

國際法

《洛桑條約》

領袖

凱末爾

從領土的角度來說,土耳其人喪失了摩蘇爾和西色雷斯,但與1920年西方意圖瓜分土耳其的《色佛爾條約》相比,《洛桑條約》當然是土耳其人的勝利。在這個問題上,歷史的評價須有現實主義精神。不只是在戰場上,土耳其人贏得不易,且有好運氣的成分;即令武裝鬥爭勝利之後,在《洛桑條約》的外交談判中,土耳其人也同樣不容易,僅從時間看,這個談判前後持續了八個月之久。

《洛桑條約》「第三章」是關於「少數民族權利」的規定(Ekalliyetlerin himayesi/Azınlıkların korunması,該具體條款的土耳其文本參見Ali Kemal Meram, Belgelerle Türk-İngiliz İlişkileri Tarihi, Istanbul: Kitapçılık Ticaret Limited Şirketi, 1969, pp.256-8;中文版參見王繩祖,《國際條約集,1917-1923》,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856-859頁)。當時所謂少數民族,在土耳其是指非穆斯林,根據對等原則,希臘也要確保自己境內的穆斯林少數群體的權利和宗教自由。需要提請注意的是,也正是根據這一點,土耳其長期並不給予庫爾德人少數民族的身份,因為,庫爾德人至少還是穆斯林,討論當代土耳其的庫爾德問題必須要回到《洛桑條約》。這是《洛桑條約》影響當代土耳其的一個重要例證

Belgelerle Türk-İngiliz İlişkileri Tarihi

前述土耳其領導人埃爾多安講希臘的少數民族地位問題,他主要關注的是西色雷斯的十多萬土耳其族穆斯林,這部分人自1991年來被剝奪了自己選舉穆夫提伊斯蘭教法說明官)的權利,那之後到現在則是由希臘政府任命穆夫提。但希臘任命的穆夫提往往得不到這些穆斯林的認可,他們仍然堅持自己具有選舉穆夫提的權利。這是土耳其一直對希臘耿耿於懷的事情,它認為希臘政府的做法違背尊重宗教自由的國際規範顯見,土耳其並沒有將此事單純地視為希臘的內政事務,土耳其認為希臘的土耳其族穆斯林少數民族沒有享受到《洛桑條約》賦予的權利。

標籤

土耳其

國際法

《洛桑條約》

領袖

凱末爾

《洛桑條約》實際上對土、希雙方有一個共同影響,那就是以宗教歸屬作為界定少數民族的標準,在希臘是非東正教徒,在土耳其則是非穆斯林。在某種意義上,這其實是奧斯曼帝國按教區而治的米勒特製(millet system)在現代的承續。但土耳其現在要求希臘政府同時要把種族因素考慮進來,也就是賦予在希臘的「土耳其人」以少數民族的身份。而希臘人的擔心是,這種改變將引發本國內政的新爭端,所以,在雙方領導人會談的時候,希臘方面的說法是:1923年的《洛桑條約》已經確保了希臘境內穆斯林少數族群的宗教自由,所以,沒有必要進行什麼修改。

僅通過最近土、希兩國領導人圍繞《洛桑條約》發生的齟齬就可以體會到,現代土耳其的建立是一個真正的國際性事件,不僅今天土耳其等國還受到這個條約的約束和規定,而且它還直接影響著各自國內政治和社會進程的發展,有些問題還常常溢出民族國家的邊界。圍繞《洛桑條約》的很多影響和爭議,在土耳其之外還較少被重視,尤其是沒有將其置於「世界史」的範疇加以考量相關國際法的問題,對於那些尚未真正完全完成建國進程的國家來說,應該是有啟示意義的。

對「領袖」的愛戴與不敬

2017年,土耳其有兩位歷史學家因「攻擊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的罪名,被法院各判處十五個月的監禁。蘇雷曼·耶西余爾特(Suleyman Yesilyurt)和穆斯塔法·阿瑪甘(Mustafa Armagan)兩人分別電視節目雜誌上「八卦」了國父凱末爾的私生活,蘇雷曼涉及了凱末爾與其養女阿菲特·伊楠(Afet Inan)的「特殊」關係,穆斯塔法則發表了凱末爾前妻拉蒂菲的一封信。實際上,受到影響的人不止這兩位歷史學家,還有一位哈桑·阿卡(Hasan Akar)因為攻擊凱末爾的母親而被指控。不僅是土耳其法院宣判了,而且,執政黨和反對黨的政要公開譴責了這些歷史學家。土耳其廣電高等委員會則對相關媒體予以重罰,相關雜誌也被下架。西方媒體在評論這一系列事件的時候,幾乎一致認為土耳其很可笑,又一次抓住了土耳其的新聞自由問題大做文章。(https://nsnbc.me/2017/11/02/86923/)

標籤

土耳其

國際法

《洛桑條約》

領袖

凱末爾

阿克辛也沒有迴避一些敏感問題,除了伊斯蘭主義之外,還有就是土耳其和希臘之間的悲劇。一方面是人XX換,他做了戰略家意義上的評論,也就是說,儘管當時的代價是巨大的,但如果不這麼做,在未來的代價可能會更大。另一個方面他也介紹了土耳其人對1915年「亞美尼亞大屠殺」的態度,在一個「一邊倒」的輿論環境里,土耳其人作為最重要的當事方,不管他們的意見是什麼,也需要其聲音被聽到。你可以讚同,但仍然需要給予其表達的權利。

土耳其的故事不好講。因為,土耳其相對於中國的讀者來說,過於遙遠和陌生了:它沒有美國強大和全球影響力,它也沒有在中國的對外貿易額中佔據特別重要的位置。但歷史地看,土耳其曾在中國的知識和政治精英的思想世界佔據過較大的比重。從康、梁到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再瞿秋白、張聞天毛澤東共產黨人,都曾經在一個時期關注土耳其的變化與發展。更不必說,中國的穆斯林知識分子更是對土耳其的現代變革給予了充分的關注。以前,中國人關注土耳其有兩個原因:一是土耳其最先實現了民族獨立,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取得了令人羡慕的勝利;另一個是土耳其成功地實現了國家的世俗化現代化轉型,甚至在1960年代被認為是繼日本之後第二個成功地實現了現代化的非西方國家

今天,上述理由似乎不再那麼能打動人了。今天的土耳其是一個民粹主義的、伊斯蘭主義掌權的國家。今天的人類,還沒有走出近十年的金融危機,還沒有完全適應中國慢慢在重回世界秩序的中心,還日益強烈地感覺到穆斯林社會正在發生的複雜變動。無論是從歷史的、結構的、意識形態神學的角度,去探討穆斯林世界已經和正在發生的種種變化,都有很多吸引人眼球的結論。但作為一個特殊而又普遍性的個案,土耳其的革命實踐留給我們很多值得反思的歷史經驗。

研究外國史,可能會有很多追求,其中一個應該是研究者自身與研究對象之間的交流、對話、碰撞,當然更重要的是共鳴。作為哲學家的尼采曾說過,世界上有那麼多的語言,你學得再多,可能在根本的意義上也不會學到本質上完全不同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之下,外國史研究其實更多地是拓寬視界增加對更多的、豐富的人類經驗的知識,從而更好認識自我。

標籤

土耳其

國際法

《洛桑條約》

領袖

凱末爾

推薦閱讀